1947年2月27日至5月16日發生的228事件中，南方澳雖地處北濱小鎮，但當年小漁村也沒能置身事外，有2位南方澳居民及1位來自北京的高中老師身陷當中。第1 位是家在北京的北京師大畢業的年輕教師趙桐在宜蘭中學教國文，老師當時甚受班上同學愛戴與尊敬，但在1947年3月19日事件爆發後不知何故即被逮捕，並隨即在2日後被槍殺於南方澳海邊，那一晚他教的宜中學生全班40多人跑到通往南方澳山路的斷崖下找到趙老師大體後，由宜中學生收屍埋葬，因文獻甚少而猜測其死因可能與作風開明常評論時局，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後被藉機以共產黨或其他理由槍決，成為宜蘭地區綏靖工作逮捕許多人中，唯一罹難的外省籍教師，現今在南方澳進安宮後方的瞭望台設置趙桐紀念牌，為這段曾在南方澳漁村發生的大時代悲劇留下一個供後人憑弔的註記。

另二位是南方澳鄉親何榮全及陳阿鼻同情幫助在逃也是最後被捕的台共地下黨員劉英昌而受牽連，早稻田大學留日歸來富甲一方的增福造船廠少東何榮全(1923年生)在1947年228事件後的1950年因和台共劉英昌的朋友交情關係，儘管在當時全台充滿肅殺之氣，出於上天有好生之德的憐憫之心，而毅然出手幫忙安排友人劉英昌等至陳阿鼻家中住宿，並安排內埤港漁船準備出逃而受牽連入獄，最後經其父親何福動用大筆金錢及關係營救，方能在關了一年多之後出獄，但在獄中被刑訊雙腳幾已殘廢，而陳阿鼻也是在提供劉英昌等人住宿而牽連入獄，南方澳的先民何榮全及陳阿鼻雖無意捲入政治衝突紛爭，但本著為人良知及惻隱之心還是不懼自身之危險義無反顧地出手相助，也因此而在南方澳漁村留下這一段友誼之情引發出來的白色事件揮灑在史書上為後人銘記。

而我南安國小導師張新星老師(1925年生浙江黃岩縣人)，在1960年還在岳明國校當老師時，也因過去在大陳島的細故，而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被列入教化之名列。蒙受3年感化教育，也影響張老師後來在仕途及杏壇的發展，甚至只能隅安於南方澳漁村至終老，怎不叫人唏噓這段過往。

何榮全和劉英昌的228情誼

日據時代劉英昌從小接受著日式教育，但他卻清楚地知道自己與日本人不同，對日本殖民者的仇恨一直埋藏在他的心中，見到中國人被日本人欺負，他都會去幫忙教訓日本人，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劉英昌對侵略者的仇恨進一步加深，1940年他和幾個同學一起謀劃著給日軍投毒，不料計畫敗露17歲的劉英昌和其他幾個同伴一起被逮捕入獄。1945 年日本戰敗後被釋放，劉隨即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從事進步活動，1947 年加入中共臺灣地下黨，擔任地下交通員直接受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書記蔡孝乾指揮，以商人身份作掩護多次冒著危險往返於台海之間傳遞重要情報，1950 年因蔡孝乾叛變遭到國民黨通緝追捕，在墓地中潛伏4 年後於1954 年被捕，成為最後一名被捕的中共臺灣地下黨員。在1950年逃亡之初曾商請舊識南方澳增福造船廠少東何榮全(早稻田大學) 在南方澳安排到同村的陳阿鼻家中借宿並安排走私漁船要讓劉英昌和蔡孝乾等台共地下黨員出逃，但因故未成行，同時也牽連何榮全差點命喪獄中及陳阿鼻的牢獄之災。

1956 年劉英昌假意答應國民黨去大陸做特務，返回大陸向組織說明情況，經過一年審查被送到北京郊區一個農場勞動長達22 年，1979 年劉英昌平反後回到北京第二外國語學校擔任日語教師，現獨居北京，他是潛伏臺灣的地下交通員，以商人身份傳遞情報，生死關頭隱身墓地，成為最後被捕的地下黨員，堅持信仰，他孑然一身在農場勞動二十餘年，獨守內心的忠誠與愧疚。

以下全文係劉英昌自述：(11 July 2016)

劉英昌八堵人，日據時代就讀臺北工業學校(後改名為臺北工專，現為臺北科技大學），由於其父親曾被日本憲兵逮捕，而很早就有強烈的民族意識，也常和好友唐志堂計劃回大陸抗日，後經友人謝賢益介紹認識了當時在臺北醫院擔任外科醫生的謝娥，當時除了劉英昌，陳炳基，郭宗清（李登輝時臺灣駐南美烏拉圭的大使），黃雨生，傅賴會（劉英昌工校最好的同學，民族意識很強，後參加了地下黨，被捕後在綠島被關了15年），謝娥勸劉英昌和唐志堂先去大陸，但該事不久被暴露，不少人被抓入牢，年紀輕者被關了短暫時間即被釋放，劉英昌和唐志堂，謝娥則被關了一年多，直至日本戰敗投降後才出獄。

臺灣光復後一些日據時代的老台共人士紛紛活躍起來，林日高，潘欽信，蕭來福，王萬得，謝雪紅還有社會名流陳逸松等人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想用合法的形式團結臺灣青年。謝娥和林日高邀劉英昌，唐志堂及李蒼降（李友邦的侄子）加入，劉英昌和唐隨即參加了其中的社會服務股（組），陳逸松任主任，潘欽信任書記，林日高任組織股長，陳招治任婦女股股長。

1946年12月14日臺北聲援澀穀事件乃1947年228事件的前兆，在該事件中陳炳基寫日文的宣傳稿（中文稿由三青團新任股長莊某撰寫），並發動大學生及由劉英昌負責鼓動中學生，青年團也主持大會及帶領遊行隊伍，聲援活動轟轟烈烈搞了一整天，其間劉英昌曾和蔣渭川聯繫，請他支持印刷紙張，事後才發現蔣渭川的目的是經營自己的政治資本，國民黨的憲兵司令張慕陶也埋伏在活動中來探虛實，之後李友邦通知張慕陶已準備下手逮捕台共人員，劉英昌經由其大哥劉英芳做生意關係，到上海來跑單幫躲了起來。

劉英昌在上海臺灣同鄉會見到吳克泰，當時吳已參加了臺灣地下黨，應該有把劉英昌這些積極活躍分子的情況向臺灣地下党總負責人蔡孝乾（本名蔡乾，代名陳照實）報告，不久後在吳克泰的安排下劉英昌見到蔡孝乾，並在八堵入了地下黨，入黨時口頭說了就算數，沒有簽任何書面檔，在地下黨裡劉英昌以跑單幫商人的身份作掩護，與蔡孝乾保持單線聯繫，負責臺灣地下党和中共華東局的聯繫，包括檔案傳遞，轉移活動資金等工作，之後中共新四軍戰士曾來發曾充當兩人之間的聯繫接口。

1947年冬天蔡孝乾叫劉英昌去香港和廖文毅接觸，當時廖和潘欽信，蕭來福等人在香港辦學習班，田進添，盧哲德等地下黨人也在那兒學習，而廖已公開搞台獨，他需要有人幫他走私到日本，廖托劉英昌的堂哥劉新屋(地下黨民盟職業是記者)去找走私船，劉新屋要劉英昌把此事轉告蔡孝乾，蔡讓劉英昌假裝是廖在臺灣的幕僚，叫陳纂地的手下和廖接觸，說搞武裝需要經費，請他支援，但廖只給了劉英昌一點點錢劉英昌就回臺灣了，以後聽說廖文毅找了一個叫宋非我的人去搞走私，而宋也是地下黨人。

1948年劉英昌和其二哥劉英烈在花蓮開金沙礦，在這之前劉英昌受組織委派從上海帶了幾個臺灣山地人（他們被國民黨抓去當兵而流落大陸）回臺灣，回到臺灣後陳炳基和田進添來找劉英昌，說他們已暴露了身份，希望能收容他們，由於劉英昌和蔡孝乾是單線聯繫，無法叫他們和蔡聯繫，但也不能見危不救，因此劉英昌向蔡孝乾提議，利用花蓮荒廢的金沙礦來躲藏同志，蔡同意這個想法，並說以後可將它作為基地，讓不能公開活動的同志以工人的身份隱藏起來，還可伺機開展山地人的工作，可謂一舉三得，於是劉英昌和劉英烈及其朋友出資經營起礦場，並由劉英昌擔任經理，該金沙礦廠的黨組織工作，由李友邦的侄子李蒼降主持，這事在1954年9月田進添被捕後才暴露造成一些人被捕及犧牲。

1949年的夏天經劉英昌介紹，蔡允准，劉英德（劉英昌四哥），吳義雄入了黨，在郭繡綜（時任臺北衛生局處長，地下党的市委書記，台大畢業，以後犧牲了）的監督下，成立三人特別小組，並在基隆開設三榮貿易行，以為掩護（劉負責經營，吳當助理，劉英昌負責保密），劉英德及吳義雄對基隆到沖繩，日本，舟山的沈家門一帶的走私路線很熟悉，而且人際關係不錯，認得一些國民黨的（軍）人。

1949年8月上海已經解放了，蔡孝乾要劉英昌到大陸接受任務，劉英昌帶著吳義雄裝扮成罐頭生意人，坐著漁船到了當時正面臨解放軍進攻的舟山，在沈家門港下船時，檢查人員詳細檢查每一個旅客及其行李，情勢非常緊張，而劉英昌用藥水寫的，裝做是包裝點心盒紙的文件在太陽的爆曬下隱約現了形，劉英昌在情急之下請旁邊的商人幫忙，又上前主動打開包裝紙給檢查人員看，這樣才化險為夷，他們到了舟山後更是小心翼翼，一些走私商人對他們說，鳳梨罐頭在上海的賣價最好，兩人便依了他們的意見，坐著漁船，帶著從臺灣運來的罐頭到了上海，雖然當時情況很混亂，在海上經常遇到海盜襲擊，但劉英昌用這種方式往來大陸、臺灣之間傳遞了不少檔案和指示，劉英昌也和蔡孝乾說，萬一情勢危險，可以用這條走私路線離開臺灣。

這時蔡乾叫劉英昌到大陸，向組織要求錢，船和武器，劉英昌在上海見到劉曉（華東局的領導還有饒漱石、曾山），在華東局的一次會議上，劉英昌也第一次見到了蘇新，劉英昌離開臺灣時，蔡特別叮嚀他在大陸避免去見臺灣人，以防暴露，但當時上海已經解放，人生地一熟所以劉英昌去找過原來的聯絡人李偉光（臺灣人是日據時期臺灣文化協會的成員，也是華東局與臺灣地下党的連絡人），對於蔡孝乾所提的要求，組織給了兩萬美元作為臺灣地下黨的活動經費，兩萬美元在當時不算是個小數目，但對臺灣整個地下黨的活動來說，就實在太少了，蔡之後對此很不滿意，至於其它要求，劉曉說他不能決定，兩人就一起到了北京聽候指示，幾天後劉英昌到了現在的北京飯店接受指示：福建的解放，已使得臺灣的解放成為可能；臺灣地下黨的任務就是要保護好國家財產，不受損失，維護好社會治安；解放後，臺灣的政治主要將由大陸去的同志來主持，或許當局事後覺得最後一條不合適，因此在第二天的指示會上沒再提該條，離開北京後劉英昌去天津找了潘漢年，他送劉英昌上船，經香港回到臺灣，劉英昌告訴蔡這件事情的頭尾，蔡參加過長征（內政部長），是延安幹部對此想必不滿意。

1950年秋天蔡孝乾讓一個外號叫「美國林」（長得像西方人）的林秋興，帶著劉英德弄到的海圖到香港交給組織，蔡不讓劉英昌執行這個任務的說法是風聲太緊，林的親戚是憲兵，會保護林上船，結果林被他的親戚出賣，他一到碼頭就被捕了，這消息很快傳到蔡孝乾耳中，蔡立刻叫林的連絡人郭繡綜逃跑，也叫劉英昌趕快去香港，以後能回來就回來，不然就去找組織赴解放區，劉英昌在香港找到組織負責人萬金光，以及臺灣人林良材（地下黨）。劉英昌已在香港一個月，萬叫劉英昌寫封信給妻子轉給蔡孝乾，內容是介紹朱湛之去見他，目的是和國民黨國防部次長吳石聯繫，希望日後有情況時，地下黨可以有個接應，例如武器，彈藥的奪取，信寄出不久，萬就告訴劉英昌，臺灣地下黨發生了狀況，以後才知道當時地下党的第二把手張志忠被捕了（一個了不起的人，可惜以後犧牲了）。張志忠被捕一事，香港的組織很快即得知，而人在臺灣的蔡孝乾卻不知情，他還讓曾來發去找張志忠，帶著劉英昌從上海帶回來的款項，曾來發立即被逮捕了，朱湛之是大陸人，她和吳石接觸後，取道舟山回上海，但在舟山就被捕了，她企圖自殺未果，之後犧牲了。

隨著地下黨的被破壞，吳石和他所聯繫策反，準備起義的國民黨七個中將都被槍決了，萬金光叫劉英昌回臺灣，在十天之內帶蔡孝乾離台，萬說除了他沒有其它人可以完成這個危險任務，當時香港的黨組織掌握了一份國民黨特務機關準備對付地下黨組織和成員的名單，劉英昌將該名單背在腦子裡回到臺灣。

劉英昌一回台就聯繫上蔡孝乾，告訴他國民黨特務機關將要對付地下黨的組織和成員，蔡要劉英昌準備離台，劉英昌也替蔡準備好隱藏的住處，而劉英昌四哥劉英德的朋友黃才在臺北淡水河邊開木材行，該處相當隱蔽並且四通八達，最合適有情況時脫逃，蔡把他的隨身衣物放在該處，但並不住那兒，而是隨處躲著，劉英昌另外又經由南方澳增福造船廠少東何榮全(早稻田大學畢業，住在羅東)，安排好走私船，一切都準備好了，但到了要離開的那一天，卻久等不到蔡，後來才知道他已被捕了。蔡的被捕是因為他讓他的小姨子去找吳石的妻子，要他想辦法離開臺灣，特務對於吳石的妻子和這個年輕女子有往來感到懷疑，而使整個事情暴露出來，當時劉英昌感到情況不對，海邊密探不少，就和妻子到圓環附近的雙連街去找劉英德的朋友謝新傑。哪知一入屋就見到特務在等著，謝本人不在，謝的妻子在。劉英昌裝著不懂北京話，要謝的妻子翻譯，特務用槍頂著劉英昌，他們只好老實地坐在屋內的床邊。特務看了劉英昌的身份證，知道就是他們要逮捕的人，立刻上了手槍的子彈，劉英昌用日語同妻子說，一有情況，她就將門打開，特務訓斥我們不要說話，過一會兒，劉英昌說口渴，趁著謝妻端水擋住特務視線時，劉英昌一口氣將特務壓在地上，奪門而出，劉英昌一邊跑一邊聽著他太太被打的慘叫聲，劉跑入擠滿人群的巷子裡，見著人就說後面有人要殺他。

最後劉英昌跑到一個也是地下党的朋友傅賴會（臺北工業學校的同學）家，他母親讓劉英昌躲到床底下，並故意走到屋外街邊小水溝旁，佯作洗衣物，等特務追上來，她就告訴他們剛才有一個人經過這裡，但已跑往別處了，就這樣才躲過了特務，第二天劉英昌透過姐姐的幫忙，借了礦工的衣服，打扮成礦工模樣，坐火車到了瑞芳，找到父親的好朋友黃海樹，經他幫忙找到劉英昌母親的遠房侄子蘇宗輝，由他帶著劉英昌到月眉山公墓附近的草房躲了起來，過了幾天才知劉英德，吳義雄，田進添，吳金堂（劉英德的同學，後期入黨）也在逃，並且無處可躲，劉英昌就透過姐姐把他們都找了過來。

不久劉英昌經姐姐的幫忙，和香港的林良材經由電報暗語聯繫上了，劉英昌向他說現在躲他臺北的母校的山上種地，老陳則住了院，一些人都去醫院看他，暗示劉英昌在北部山上躲著，蔡孝幹已被捕，一些同志也受牽連被捕了，林回復說臺灣很快就要解放了，後來劉英昌心想遲早會被捕，到時會連累別人，就暗中與父親取得聯繫，求他老人家設法弄一些青酸加里（即氰化鉀）毒藥，以備自殺之用，劉英昌父親無語地點了頭，但毒藥一直沒拿給他！

劉英昌和地下党的朋友在瑞芳四腳亭附近的荒山野外躲了四年半，其中所經過的各種危險、困苦不說也罷，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整個情勢讓大家都很失望，那年中秋前夕，吳金堂說他妻子生活無出路，帶著小孩在乞討，想下山見家人，哪知他下山後就去自首了，劉英昌躲在山上的時候，都由小弟劉英惠對外聯繫，吳金堂自首後，劉英昌的父母，妻子和劉英惠等都被抓了，但家人一直沒說出他的藏身處，特務機關就又叫劉英昌的父親和小弟來勸他下山，還嚇唬他們說，如他不下山，一家人都會遭殃，以後劉英昌到板橋找林日高問該怎麼辦。（在228事件後，劉英昌曾多次和他有交往，心想他還是可信賴的，當時他還有參議員身份，劉在回到大陸後，才知道他也是地下黨，林日高後來在1950年代犧牲了）林日高對劉英昌說，他可以保證他家人的生命安全，並叫他繼續跑，讓特務們，軍統，中統相互爭功，等合適時機叫他出來時再出來，之後沒幾天，基隆地區遭戒嚴，情勢緊張，林日高帶著劉英昌去見蔣渭川（時任臺灣內政部長，他事實上是中統的），沒想到一到那兒劉英昌就被捕了。

劉英昌被捕後表示，只要放了家人他不在乎被殺、被煎，中統科長俞詢初的手下郭維芳卻告訴他，他們準備讓他回大陸搞特務工作，郭是地下黨在被捕後自首，但他心裡一直很矛盾，也心有未甘。他告訴劉英昌說，如果換成是他，他也會離開臺灣去大陸，於是劉英昌決定和特務們智鬥交待了反蔣、反國民黨的思想及認識過程，但所說的完全不涉及黨的秘密，也沒有出賣同志。這樣拖了一年多特務機關準備放劉英昌出來，打入一些台獨的團夥，他們說團夥裡面有共產黨嫌疑份子，要他打入其中，利用時機，和他們一道離開臺灣，或到香港、日本，以後伺機到大陸做情報工作。劉英昌說他已經暴露了，人家都知道了他，他幹不了這事，以後他們還是準備讓他到大陸做情報工作，劉英昌想他們是想借刀殺人，想利用共產黨的刀殺他，劉英昌的哥哥英德也說到大陸不好，組織不會相信他。但劉英昌想到他可能是最後一批被捕的地下黨人，有責任向組織彙報蔡孝幹被捕以及地下黨被破壞的始末，另外他是因被出賣而被捕的，也未出賣過任何一位同志及社會關係，也從未說出只有他和蔡所知道的一些情報。劉英昌感到沒有臺灣的解放，就沒有他的一切，即使回到大陸會受委屈甚至犧牲生命也無怨無悔。

就這樣劉英昌到了香港，一出碼頭就把臺灣特務頭子俞詢初交給他的用藥水寫的密件仍進海裡，並很快和組織取得聯繫（負責人為陳金石，是大春行的老闆，該處曾是掩護地下黨員林田烈、林良材等人活動的場所）。經由陳金石的介紹和公安部派來的葉某的安排，劉英昌路過廣州到了北京。這時已是1956年，到了北京劉英昌寫了足足幾萬字的材料，交代了整個事情的過程，劉英昌應該說是躲得最久，最後被捕的臺灣地下黨員。

以後的22年劉英昌在北京郊區的清河農場幹活、勞動。體力上的艱辛，他不在乎，但精神上的痛苦，幾乎使他窒息，文革期間也吃了不少苦，但與他在臺灣地下黨的經歷無關，他的黨籍也一直保留著。文革後劉英昌被平反了，1980年代他和臺灣的家人聯繫上，他們以為他在北京一定有權，有地位，後來才知他一無所有啊！之後劉英昌去了美國見到小孩。他被捕時大的才七歲，小的則是在他被捕後才出生，他們現在都已五十多歲了。1992 年以後劉英昌基本上每一年都回臺灣，掃墓祭拜為他操勞，吃盡苦頭的已故父母，兄姐，和因他被捕，遭殺害的親戚們。劉英昌也去看望了還健在的哥哥，弟弟和兩個妹妹，當年大家都反對國民黨得到過很多人的幫助及同情，但經過這些年後，很多事情都變了。一些人怕見到劉英昌，一些人熱衷於台獨，他們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對臺灣人都沒有感情，下一代的變化就更大了，連自己的小孩都不願意來大陸，他們說怕共產黨。

臺灣地下黨被破壞犧牲很大，當然蔡孝乾被捕後的叛變是主要原因，但對台局勢估計不足也是原因之一，打陸戰、過江和渡海畢竟不同，另外當時中央給臺灣地下黨的任務是保護好國家財產，維護好社會治安，保護好黨組織，指導思想是「靜觀」，等待解放，也因此沒有接受臺灣地下黨給武器、船和錢的要求，等臺灣地下党出現危機時，連撤退都來不及了，臺灣地方又小，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如果當時組織有所準備，地下党也許能安全度過難關，保存下來，即使臺灣未能順利解放，以後的局勢應該會大不相同，臺灣的地下黨人數不多，犧牲的犧牲，自首的自首，變節的變節，但為黨為國犧牲的好樣同志的確不少，這真是一個慘痛的歷史教訓！

臺灣作家吳濁流寫過一部小說，說臺灣人是亞細亞的孤兒，是無花果，臺灣的地下党隸屬中共華東局，在解放戰爭時期和全國人民一道轟轟烈烈地進行過鬥爭，但卻像沒有結果的花，不清不白，至今沒有定論，很多是非無法求證的，北京方面也都不議，隨著人事的逐漸凋零，恐怕很多事都將成了永遠解不開的謎。尤其現在國民黨被臺灣的選票給搞下臺，國共也和解了，歷史如此發展出人意料之外。

劉英昌參加地下党、反蔣是自願的，之後所遭遇的也是自受的，但每想到因他受到牽連的家屬、朋友，仍難免心酸，一生參加革命，路是自己選的，只求對得起良心，朋友，同志和組織，從不求任何地位財富。看到別人高升發達，他一向存平常心，如果以為當年自己如何，今天就該如何，那就絕對會錯位的，他常想念著犧牲的同志們，名利真不算什麼呀！

以下是趙桐相關現存文史：

二二八事件受害人趙桐相關文獻

趙桐(宜蘭地區228綏靖工作逮捕中，唯一罹難的外省籍教師)

1.籍貫北京，宜蘭中學國文教員

2.在宜蘭中學，會說日語

3.二二八事件爆發，3月19日被逮捕，21日被槍殺於南方澳海邊

4.由宜蘭中學學生收屍埋葬

5.死因可能與作風開明，評論時局有關，或被認為鼓勵學生遊行有關，被指為共黨份子，遇難時約26歲

資料:宜蘭線史館

228罹難在南方澳海邊的外省教師趙桐，時年26歲

文獻年代約為民國35至38年，持有人是當時宜蘭中學校長李祖壽，文件主要內容為宜蘭中學教師趙桐在二二八事件期間死亡，而台灣旅平同鄉會職員(梁永祿、林耀堂、王碧光)，聲稱李氏涉及此事，遂使李氏控告三人誹謗、妨害名譽等罪名，後亦對死者父親提出告訴。最終此案以不起訴結案，理由為梁、林、王三人是為了擴大影響，吸引社會大眾注意，非針對持有人有教唆殺人之嫌疑；而趙桐死亡原因，為其率領學生參加暴動，扣押期間遭憲兵射殺，而憲兵與李祖壽無直接關係，因此罪名亦不成立。

李祖壽(1914-)北平師範大學畢業，曾任教育部幹事，行政長官公署教育部編審，宜蘭中學校長，台灣省教育廳視察等。

趙桐(-1947)北平人，北京師大畢業，宜蘭中學教師，二二八事件爆發後被逮捕，三月二十一日被槍殺於南方澳海邊。

梁永祿(1910-)台南人，台灣總督府台北醫學專門學校畢業，1938年舉家遷至北平，曾為台灣省旅平同鄉會會長，《新台灣》期刊發行人，參與編印《二二八周年誌》。

林耀堂(1912-1994)台中人，台北帝國大學化學科畢業，1938年到北京，曾任大陸科學院副研究官，後任教於北大藥學系，1948年回台擔任台大化學系教授。

林耀堂(1912-1994)台中人，台北帝國大學化學科畢業，1938年到北京，曾任大陸科學院副研究官，後任教於北大藥學系，1948年回台擔任台大化學系教授。

范壽康(1896－1983)浙江人，東京大國大學文學部畢業，抗日戰爭期間任職中央宣傳委員會，行政院參議，1945來台，曾任台灣省圖書館館長，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臺灣大學哲學系教授兼主任。

熊岫雲江蘇人，隨其叔熊養和來台，定居宜蘭，曾任宜蘭中學國文教師。

趙桐紀念牌南方澳進安宮後方瞭望台，張雲昌紀念牌蘇澳白米橋。

二二八事件受害人趙桐相關文獻，持有人李祖壽